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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蒋国辉：生活在德国的犹太幸存者
老编的话：每年1月27日是“纳粹受害者纪念日”。1996年，德国政府在前总统赫尔佐克的倡议下，将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日定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作者简介
作者在矿区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大屠杀的幸存者
——今天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
作者：蒋国辉
记叙了奥斯维辛之后，我想再讲述一下我所知道的德国犹太人现状。我所要叙述的德国犹太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东欧，主要是前苏联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他们是现今德国犹太人的主体。之所以比较了解他们，是因为我在德国最主要的社交圈子在这个群体里，我对他们的方方面面关注得比较多。说他们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有点言过其实，70多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幸存者，如今仍旧在世的已经寥寥无几，他们的儿女，也都进入了暮年。只是，那些血腥的记忆似乎成为了遗传基因，一代一代被复制，在他们的理念里，无论哪一代，都是在欧洲几乎被纳粹分子灭绝的那个不幸民族的幸存者。
1933年希特勒执掌政权之前，德国有51.5万犹太人，他们中间出现过很多世界级名人，比如：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抒情诗人和散文家海涅；音乐家门德尔松；哲学家卡西尔、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物理学家家爱因斯坦；再有就是中国民众颇为熟悉的罗莎卢森堡和马克思。纳粹政权期间，50多万德国犹太人95%以上被屠杀，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德国本土劫后余生的两三万人中，大约14,000人通过与非犹太配偶的婚姻虎口脱险；被好心的邻居藏匿起来、在集中营里侥幸没来得及被刽子手送进毒气室、或者通过其它途径死里逃生的，仅有5,000至9,000。另外，还有8,000至9,000犹太人，是在被运往死亡集中营的途中由于一些偶然因素幸存下来的。
二战结束后，在纳粹集中营九死一生，以及在其他逃离地历经种种苦难的犹太人，开始陆续返回故土。可是，迎接他们的并非应有的同情、抚慰、关怀、友爱和入情入理的安置，劫后余生满怀希冀回到故乡的他们，遭遇了欧洲从未消失、此刻又重新掀起的反犹浪潮。此时，被纳粹迫害而逃离的犹太人所属的土地房屋，都被当地居民据为己有，他们当然不乐意让犹太人回来收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人性的另一面——贪婪和邪恶，致使各地民众强行阻止犹太人返回家园，有些地方甚至和纳粹一样成批杀戮犹太人。
刚刚返回家园满心以为从此脱离苦海的犹太人，不得不含泪再次逃亡。就像是一个黑色幽默，不久前曾是犹太人地狱的德国，此时却成了犹太人的庇护所。1945年到1948年间，德国临时收容了20万逃离东欧的大屠杀幸存犹太人，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其时，美国也放松了犹太人入境限制，这20余万犹太人基本上移民去了以色列和美国。
这样一来，留在德国本土的犹太人数量就很少了，他们还特别神秘，基本上处于隐身状态，像我这种圈子之外的人，除了犹太会堂的拉比和犹太社团的几个工作人员，是接触不到其他人的。他们不会对圈外任何人公开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尽管犹太人在德国公开受到特殊的呵护。滞留于德国的犹太人小心谨慎地守护着自己身份的秘密，除了与欧洲久远的反犹排犹传统有关，更主要的，应该还是70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及战后东欧各国强势排犹令他们心有余悸。
上图是十九世纪法兰克福的普通犹太人聚居区，被称为“犹太小巷”，这已经是老法兰克福城市东边的边界。据说歌德年幼时经常跑到这里来观看犹太人的生活。不知道犹太小巷是否二战时期才被破坏。下边这张图是在原址上修建的，其中有一个展厅，里边就是当年犹太小巷的废墟。面向这栋建筑，它的左后方是旧时的犹太公墓
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德国开始大量接收前苏联的犹太人。一般的理解是，德国认为自己应该为纳粹政权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赎罪，具体体现就是从数量上恢复战前的犹太人比例和犹太社团。如前所述，战后德国一度收容了20余万犹太人，但1948年以后德国的犹太人数量一直呈下滑趋势，那些幸存的犹太人，都对纳粹政权初期他们的同胞过于乐观地估计纳粹政府的作为、不舍故土而惨遭屠戮的教训镌骨铭心，对今后时局的估计也不敢乐观，所以在以色列建国后纷纷选择离开这个充满苦难和血泪的地方。这种状况下，德国要恢复原有的犹太人口数量，除了制定严格保护犹太人的法律，就需要大量从外部引进犹太人。
刚开始，德国政府只接受纯犹太血统的犹太人（按照犹太人的教规，双亲或母亲是犹太人即为纯犹太人），到后来放宽限制，也接受半犹太血统的移民（父亲是犹太人）。德国接收犹太移民的方式比较特殊，所有的犹太移民都被称为“配额难民”。这个称谓听上去让人费解：既是难民，怎么还可以按配额让他们逃离危险处境？对于德国诸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个条款也很陌生，处理这类事务时，需要翻阅大量相关文件才能了解该怎样对待这类“难民”。
前苏联犹太人开始向欧美移民是在1970年，当时主要是前往美国和以色列。那时，官方管控十分严格，基本上只允许投亲靠友。到1989年苏联解体前，一共只有291个犹太人被准许移民。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215万犹太人（1970年统计）有两个选择（美国好像没有专门接收犹太移民的特殊条款）：以色列或者德国。
移民以色列，可以用“举手之劳”来描述。因为，以色列在前苏联的每个大城市甚至一些中等城市都设有以色列中心，并派驻了自己的代表，派驻代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鼓励犹太人回归自己的祖国。前苏联的犹太人只要在这个中心提出申请，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问题，几天之内就可以拿到去以色列的签证，而且还不花什么钱。唯一的条件是要证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是不是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其实毋庸置疑，只是官方机构需要正式文件，而最权威的文件就是出生证。在这一点上，前苏联政府倒是歪打正着帮了大忙。据我所知，二大战结束后，苏联小孩的出生证上都要写明母亲的民族，本意可能是大斯拉夫民族意识，排斥少数民族，特别是犹太人。但凡具有犹太人的身份，上学和就业等诸多方面，就会比较坎坷。可是，世间万事万物利和弊的转换并不在人的主观意志控制范围内，原本属于歧视性的身份登记，在移民大潮到来的时候峰回路转，犹太人的身份因此不费周折就清清楚楚被证实了。真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移民，让犹太人身份开始吃香。以前是犹太人千方百计想要洗白自己的身份，苏联解体后，事情开始起变化，不少想离开的非犹太人，千方百计地洗白自己的非犹太身份，哪怕花大笔钱，也要弄一个犹太人的出生证明，办理移民，去以色列或德国。
法兰克福如今的犹太会堂的外观和内景。会堂所在的地方以前是法兰克福犹太富人的住宅区，那里的房屋按照当时的水平，都算豪华。即便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也相当考究
从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移民德国的犹太人，可以说是整个欧洲独一无二的特殊群体。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没有任何欧洲国家像德国这样有计划地接收犹太移民。前苏联犹太人移民德国，虽然是德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但和移民以色列相比，不在一个频道。
移民德国，一是审批的过程相当长，二是花销相当大（对于当时经济急剧下滑的前苏联各国来说）。比如在乌克兰办理移民：第一次到大使馆登记并领一个号牌，上边注明下次领取移民申请表的日期；第二次领取申请表；第三次递交申请表和相应的资料；第四次面谈；最后得到批准办理签证。期间，先后最少要去大使馆五次。如果居住在其他城市，每次则必须提前一天到基辅，第二天一早就去排队，还不能保证当天能排到。这样，来回的车费，生活费，翻译和公证出生证以及其他许多相关文件的费用，再加上当地的各种办事机构故意设置障碍勒索钱财，对于许多普通百姓的家庭，就成了难于承受的经济重负。而对于许多苏联解体后在贫困中挣扎、几乎没有了生计的穷人，更是成了高山大河的阻隔。所以，虽然大家都知道德国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生活安稳程度远比以色列好，很多人还是选择了去以色列。
选择移民以色列的前苏联犹太人，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数不算多却属于真心回归祖国的；一部分是对纳粹的暴行心怀难以消除的恐惧和仇恨，因而不愿意去德国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德国心向往之，却因为无力承担高额费用只好放弃。
据统计，到2009年止，一共有192万5千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可能只有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三，因为犹太人的非犹太配偶也算在内了）离开了前苏联，其中116万3千移民以色列，移民德国的只有22万4千。不过，这个数量大约已经基本满足了德国对恢复战前犹太人口比例的要求，所以近年来对犹太移民的管控已经收紧，前苏联的犹太人很难再移民德国了。
法兰克福的旧犹太会堂，现在还在原地，但已经不再是在被使用的会堂。好像是一个纪念馆，前边有一块石碑，我没有仔细读过上边的文字
法兰克福的另两座旧犹太会堂，右图是其中之一在“水晶之夜”被捣毁
“配额难民”到德国后，待遇确实很特殊，这些不懂德语，没有德国国籍，除极个别外大多数都不具备马上求职能力的“难民”，却可以立刻进入德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跟德国低收入阶层一样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免费住房、免费医疗，死后由社会福利出资葬入犹太公墓……生老病死政府一应包干，尽管他们没有为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过任何贡献。
犹太移民来到德国，一律由政府出资在语言培训机构学习半年德语，以便能尽快融入德国社会。学习期间政府给予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用。官办学习班结束后，还可以选择一些民间的语言培训机构继续学习一年，也由国家支付费用。语言培训结束后，有能力的可以进一步转入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同样免费，没有门槛，除了一些特殊行业比如IT，需要通过一个IQ测试。如果一次培训结束依然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再次选择另外的行业培训；而有能力马上找到工作的人，则不需要提供在德国求职的外国人必须获取的工作许可证。总之，除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犹太移民在德国的身份和德国公民没什么不同。
在德国（特指以前的西德。东德的民众和政府是否会做这样的事，不知道）的大小城市里，都有可能不经意间就在某一栋房屋门口的地上看到这种镶嵌在地面上的黄色铜牌（沈怡摄）。铜牌上镌刻着姓名、生卒年，哪一年从这里被带走，哪一年被杀害于什么地方。这些都曾是犹太人的房产。纳粹时期，他们被强行押送到各个集中营，房产被霸占。现在房产是否归还，不得而知。但是这些铜牌明确无误地向世人宣示了德国人的忏悔。
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受难纪念墙（沈怡摄）。墙上整齐地排列着大约10厘米见方的金属铭牌，上边镌刻着姓名，被害日期和被害地点。不少铭牌是无名的。围墙里边是最早的犹太公墓，也在纳粹时期被捣毁，如今只有一大堆墓碑被堆在靠里的墙边。铭牌上的小石块是凭吊者放的。这是犹太人的风俗：在墓地悼念逝者不用鲜花，而是在墓上放一块石头
纳粹时期法兰克福犹太人被抓捕后集中关押、等候遣送的地方。前方是新建的欧洲中央银行。在筹建这个银行时，反法西斯组织和人士多次集会，要求当局保留这个遗址。从1941年到1945年，法兰克福被抓捕并遣送的犹太人中，共有12600人被杀
1941年的一个遣送场面。这列火车一共装载了1180人，活着回来的只有3人
德国社会和政府对犹太移民敞开了充满人文关怀的温暖怀抱，以如此优厚的国民待遇，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表达深切的忏悔。这样的忏悔当然不仅仅体现在对待犹太移民的态度上，还体现在制度和法律对犹太人的保护上。犹太人在德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德语学习班的老师在介绍德国概况时告诉我们，依照德国法律，任何反犹的言论和行为都是犯罪。我虽然没有见到法律条文，但透过一些现象，我能看出德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小心谨慎。
德国宗教自由，随处可见各种教会、教堂，但只有犹太会堂是受到特殊保护的，每个犹太会堂外边每天都停有一辆警车，24小时警戒，防止右翼极端分子和伊斯兰反犹分子制造事端。
在德国，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各种涂鸦，其中不乏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来来往往的行人对这些口号都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德国人有相当大的差距，也许是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我对那些近似于以前国内“反标”性质的涂鸦，怀有强烈的好奇心，那些带着政治色彩的涂鸦，总是吸引着我的注意力。不过，被我关注的所有地方，都从来没见到过任何带反犹色彩的涂鸦，听说如果发现了这样的涂鸦，警察马上会有如临大敌的反应，那阵势倒真有点像当年国内发现了反标。
德国的右翼分子每年都有集会游行，这样的集会是法律允许的，只是警察会把他们隔离在某个地方，不让他们和民众接触，避免发生冲突。右翼分子可以呼喊各种政治口号，比如反对政府乃至某个高层人物，但是，绝不能有反犹的口号和行为，因为那样的话，他们的集会性质就变成了非法的，并因此被警察取缔。
德国政府官员们，经常会在适当的时机公开表现他们的亲犹太人态度，政客们的这种姿态，特别能得到犹太民众的好感。每年到了“水晶之夜”纪念日，但凡犹太人聚居的城市，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和祈祷仪式，政府官员们，上至总理下至州长市长，都会亲临各自城市的活动并发表演说。犹太人的各种节日活动，政府官员也都会当成政务，尽量参加。
记得默克尔刚上台不久，一个天主教有一定名望的主教在一次讲话中，说了几句关于犹太人的负面言论，默克尔马上站出来发表声明，对这位主教的言论表示谴责。尽管有政界人士认为默克尔不应该介入宗教领域，德国的犹太人团体却因此对默克尔大加赞赏。
那一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起义纪念碑前虔诚一跪，获得了全世界的赞叹和褒扬，在了解了德国的现状后，我知道了，其实勃兰特那一跪并非一时的情绪冲动，也不是仅仅属于他个人的忏悔之举，而是因为在德国国内，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各个党派、各种政治力量以及政客们，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相当强烈的共识，这个共识被勃兰特在华沙以最能打动世界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其实，纵观欧洲历史，德国民众并没有比欧美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加强烈的仇犹反犹情绪，虽然基于宗教原因，他们可能并非真心喜欢犹太人，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德国人是相当宽容的。
历史上，德国一直是战争或宗教迫害受难者的庇护所。最著名的历史事件，是16世纪大量接收法国被国王天主教教会追杀的新教胡格诺教徒，现在很多拥有法国姓氏的德国人，就是当年从法国逃难到德国的胡格诺教徒的后裔。另一次更早，15世纪末，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驱逐犹太人。犹太人被迫逃亡，可是，逃离了西班牙的犹太人无论试图落脚在欧洲哪个国家，面临的都是驱赶和迫害，相形之下，当时的日耳曼民众对犹太人最为宽容，所以，大量的犹太人最后选择了在德国安身立命。纳粹政权之前，德国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事件，而在同一时期，诸多东欧国家比如俄国、波兰等，大规模杀戮和抢劫犹太人的所谓“波格隆”时有发生。二战后，德国成为大屠杀幸存犹太人的避难地，追根究源也是由于德国拥有这种悠远的历史传统。
纳粹政权将7座死亡营建在德国境外，当然有很多原因，我大胆推测，可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纳粹清楚德国的历史传统，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德国民众无法容忍如此大规模地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行，纳粹分子不敢让普通民众接近和了解真相。事实亦是如此，盟军占领德国，德国民众曾经被组织参观纳粹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戮和惨不忍睹的幸存者现状，让无数普通德国民众痛哭流涕。纳粹的很多罪恶，他们的确一无所知，可以想象事实真相对他们形成的剧烈心理冲击。战后，从政府到民众对纳粹政府的大屠杀罪行的忏悔，并不是世界舆论和占领军强行压制的结果，而是得知真相后的德国民众原本就拥有的人性善良的自然显现，他们以各种形式赎罪是源自内心真诚而久远的情结。
犹太人常常戏称自己是世界的“酵母”，意思是哪里有犹太人，哪里的生活就不会静如死水。前不久黑森州议会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德国政坛上开始活跃不久的德国“选择党”，是一个右翼政党，以前基本上得不到什么选票。前两年由于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失误，今年大选，“选择党”一跃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在野党，在各个州的议会选举中都由零支持率上升到百分之十以上的支持率。
德国的右翼政党在一般民众眼里是反犹的，黑森州的德国“选择党”却有些出乎大众的意料，他们改弦易辙，在电视竞选节目中安排了这样的画面：社会各阶层人士依次出现，说一句“我是学生（教师、企业家、公务员等等），我支持德国选择党”。最后出现的那个人很有深意，他说“我是犹太人，我支持德国选择党”，和前面不一样的是，竞选节目到这里出现了戏剧性的情节，那个犹太人在离开的时候，仿佛听到了质疑的声音，他回过头再一次强调，“是的，你没有听错，我是犹太人，我支持德国选择党”。精心选择犹太人这个话题参与竞选争取选票，充分说明在德国，一个政党对犹太人的态度有多么重要。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导致德国民众分裂后，大量德国选民开是转向右翼政党。可是，普通犹太选民虽然反对默克尔，却也不敢支持右翼政党，大屠杀的惨痛让他们不能放任自己的幻想，他们当然担心右翼政党如果掌权，对付完穆斯林，腾出手来就会像纳粹那样迫害犹太人。而右翼政党却不想在犹太问题上陷入困境，或许并不是指望获得犹太民众的选票，只是必须、必然要从心理上给予犹太民众特别的安抚。
德国的前苏联犹太移民大致可以分成四代。第一代是经历过二战的纯血统犹太人。他们到德国时已进入迟暮之年，除了依靠德国的社会福利保证衣食住行外，完全没有融入德国社会，这一代人现在大部分已经离世或正在离世。第二代是战后出生的犹太人，他们基本上还属于纯正的犹太血统。这一代人对自己是犹太人的意识还很完整，他们积极参加犹太社团的活动；星期五晚上在家里点蜡烛作周末祈祷，星期六到犹太会堂做礼拜；他们熟知并牢记“水晶之夜”和大屠杀，积极参加相应的纪念活动和过犹太人的各种节日；很多人坚持不吃猪肉。这一代犹太人群和他们的上一辈相比，有融入德国社会的强烈愿望，其中一些有能力的人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有了较高的经济收入，并因此被允许加入德国国籍，不再属于“配额难民”。
不过，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由于年龄偏大，在政府提供的时限内不能熟练地掌握运用德语，以及自身能力的限制，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只能长期依靠社会福利过日子，他们也很难真正融入德国社会，生活的圈子仍旧限于前苏联的犹太移民。由于这批人从各个方面保留了犹太人的传统，可以说在精神上他们是犹太移民的主体。只是，他们也在逐渐老去，将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第四代犹太移民，是那些刚出生就随父母移居德国或者在德国出生的儿童。他们基本上没有犹太人的自我意识，在德国社会里生活、接受德国的教育，德语成了他们的母语，俄语成了他们需要额外学习的外语，父母从前的祖国对于他们只是一个陈旧的故事。他们自幼就是德国社会的成员，没有融入与否的问题。
比较特殊的是第三代犹太人，这一代中很多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只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年龄稍微大的还带来了自己的非犹太配偶和非犹太子女。移民到德国的时候，他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因为年轻，都比较容易就过了语言关（只是，他们的德语永远带着俄语口音，开口说话立刻就会暴露他们的移民身份），而且基本上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工作，有不少女性还嫁给了德国人。这代人都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是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已经不太认同。他们基本不参加犹太团体的活动，基本不遵循犹太教的规则，好些人甚至在各种场所，刻意让自己的言行举止看上去更像德国人。
不过，这代人中也有个别与其同代人南辕北辙的人物，他（她）不但特别认同自己的犹太血统，而且一直坚定不移按犹太教规生活。我们一位朋友的女儿，大约四十来岁，就属于这样的第三代移民。这么多年，她毫不懈怠要求家人严格按犹太教教规生活，严禁她的乌克兰丈夫和子女违背教规，每周，她必带丈夫和儿女到犹太会堂做礼拜。她的持之以恒，令她的家庭成了在德国不多见的传统型犹太家庭：按照多生多育的犹太传统，目前已生育五个子女，非但子女都被培养成了犹太教徒，她还把自己的丈夫基本上改造成了虔诚的犹太教徒。为了维护犹太传统的纯粹，她甚至对自己父母强烈不满，因为父母家的食物不在犹太商店购买；因为父母没让孙辈按照犹太教规起居，等等。为此，母女矛盾冲突到了难以相容的程度，这个已经属于第三代犹太移民的女儿，毅然带着全家离开法兰克福迁居柏林，彻底远离了她不按犹太教规生活的第二代犹太移民父母，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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